退休返聘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的机理与路径<sup(2)

那么退休返聘作为维持和稳定老年人社会角色的一种方式，是否有助于促进老年人的幸福感呢？摩恩（Moen）从社会融合的视角出发，认为更多角色的扮演会使个体产生使命感、认同感和群体感，从而身心健康处于更好的水平。而就业有助于个体生活世界角色的多元化，因此那些延迟退休和退休后继续从事有偿或志愿工作的老人相比退休后没有补偿角色和关系的老人过得更幸福，具有更多的幸福感[25]。殊途同归的是，金（Kim）和费尔德曼（Feldman）从连续理论的视角出发，认为老年人为了维持生活结构的连续性，规避“无归属感”的压力，会选择以退休返聘的方式继续保持原有的社会角色，并且发现，退休返聘与退休满意和生活满意显著相关[26]。同时国内通过对天津、杭州、无锡等城市老年人生活的调查发现，与非再就业者相比，退休返聘的老年人能够更多地融入周围的世界，更积极地社会交往，避免了“人老无用”和被社会抛弃的感觉，对生活满意度的感知也更高[27]。

由此可见，退休返聘对老年人的幸福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假设：

H1：退休返聘对老年人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二）经济状况在退休返聘与老年人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尽管国内有学者指出经济收入对老年人工作与幸福感的中介效应不显著[28]，然而，大量国内外相关研究为这种作用机制存在的可能性提供了坚实的实证依据。

首先，退休返聘除了维持老年个体社会角色、保持老年人生活结构的连续性外，还可帮助老年人获得经济收入、提升个人经济状况，是老年人返聘的根本原因所在。国外大量退休返聘研究中，个人财务状况都是关注的焦点。研究表明个人经济状况差的老年人更愿意选择返聘而不是退休[29][30]，退休返聘既可以满足老年人的显性财务目标又可以实现隐性的心理满足[31]。国内亦是，陆林和兰竹虹通过对2010年中国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调查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发现老年人就业的主要动机是寻求经济保障和满足情感需要[32]。尤其在当下经济快速发展、家庭生活成本急速攀升的情形下，年老的父母为了缓解子女的经济压力，往往“退而不休”，继续赚取收入，以对子女进行转移支付[33]。

其次，作为退休返聘的直接结果，老年人经济状况的改善有可能会促进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维恩哈文（Veenhoven）指出幸福并不像古希腊哲人所说的，也不像现代社会科学很多领域所接受和流行的那样，即幸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来自于主观的比较，而不取决于客观的事物。事实上，幸福取决于需要的满足，并不是相对的概念。每个人都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以期望更幸福，一些条件的促进或恶化会影响幸福感，如贫穷、孤独或战争都会使人们倾向于不幸福。所以诸如伊斯特林（Easterlin）的穷国和富国的人幸福感一样高，布里克曼（Brickman）的瘫痪者的幸福感不比中彩票的人差，英高赫（Inglehart）和拉比尔（Rabier）的幸福感与稳定的生活条件无关等，这些耸人听闻的论证虽被经验证据以支持，但并不是真实的[34]。所以说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是获得幸福感的基本保障。正如有研究通过对国内12个省市老年人供养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在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中，经济收入处于第一位，远高于婚姻、性别等其他因素，经济满足程度越高的老年人越幸福[35]。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个人经济状况的改善有助于其幸福感的提升[36]。尤其是，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减弱，经济状况及医疗条件对于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更是日益显著[37]。

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

H2a：退休返聘对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有正向影响。

H2b：经济状况对老年人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H2c：经济状况在退休返聘与老年人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退休返聘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机制模型（见图1）。

图1 退休返聘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与样本背景

本研究数据来自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湖北片区）。该数据由全国老龄办、民政部、财政部联合组织收集，于2015年8月1日至31日，历时一个月收集完成。调查数据采用“分层、多阶段PPS、最后阶段等概率”的近似自加权样本抽样设计，对湖北省11个市州、20个县（市、区）、80个乡镇（街道）、320个村（居）委会进行数据调查，完成问卷9600份，回收率100%，问卷填写质量较高。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选取样本中“您是否已办理退休手续？”回答“是”的样本，把研究对象限定在已退休的老年人群。剔除经济状况、幸福感中存在缺失值的样本，最终获得3665个有效样本容量（相关数据见表1）。

文章来源：《人才资源开发》 网址: http://www.rczykfzzs.cn/qikandaodu/2020/0919/648.html